顺直省委成员郭宗鉴带了两个人晚上拜访刘少奇,郭宗鉴建议只有改组省委才能解决顺直的根本问题,之前中央曾派政治局常委员来巡视整治也没有解决问题,顺直省委现在都不知道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刘少奇如果想改变现状,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他来做顺直省委书记。郭宗鉴等人走后,何宝珍认为说郭宗鉴的建议不可取,这样正好给了王藻文口实,刘少奇沉默了。
刘少奇陆续收到了很多同志反映王藻文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顺直省委工作瘫痪的很大部分原因就在王藻文身上,他贪图享受、拿钱才干活,而且到处借钱不还。刘少奇意识到王藻文的问题非常严重,决定将大家的建议如实上报中央。他同意郭宗鉴的建议,由他任顺直省委书记,先把工作开展起来,熟悉情况后再择合适人选。何宝珍不希望刘少奇这样冒失地往前冲,刘少奇则认为如果不及时解决省委问题,会导致很多同志对党绝望退党脱党,这样顺直省委就散架了。
周恩来在上海收到了刘少奇的信,他了解情况后建议让刘少奇做为顺直省委常委,直接进入顺直省委工作。李立三提醒说,王藻文马上要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很可能会选上中央委员。三人最后商议决定顺直省委组织一切不变,指定刘少奇进入顺直省委。
1928年5月,日本军队在济南制造惨绝人寰的“济南惨案”,刘少奇决定抓住全民公愤的绝佳时机,立即利用玉田、唐山一带的农民基础举行暴动,他分析英美现在暂时没和日本勾结,而且蒋介石的军队刚被日军屠杀几万人反日情绪高涨,也不会立即派军镇压,其他省委成员一致赞同刘少奇的决议,独王藻文泼冷水说之前的玉田暴动都没有成功,而且现在没有经费,他们马上要到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在暴动人力财力都不到位,刘少奇反驳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没有经费照样成功了,只有到基层去开展工作才发言权。
刘少奇晚上彻夜难眠,他实在不甘心就这样错过发动暴动的最佳时机。次日一早,郭宗蒋就来报告,蒋介石的军队进驻北京、天津,李德贵带人打着小旗欢迎,看到顺直省委领导和敌人站在一起,党委很多同志纷纷声明退党。刘少奇认为王藻文和李德贵的错误,已经发展成严重的政治立场问题,建议立即召开省委扩大会改组省委。
1928年7月,在刘少奇、陈潭秋等人的主持下,顺直省委进行改组,重新推举了省委常委和书记。刚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的王藻文在两个月后被罢免,留党察看半年,但顺直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王藻文为泄私愤诬陷刘少奇箱子里藏着党的经费,指使其妻和李德贵闯入刘少奇家中,强行打开箱子检查,看到里面只有几件孩子的衣裳,二人像强盗一样扬长而去。
顺直省委改组几天后,有人不承认新省委、不执行决议、不关注中央指示,周恩来收到情况后异常愤怒,立即叫刘少奇到上海当面汇报。刘少奇认为用扩大会议的方式解决不了顺直任何矛盾,虽然顺直省委的意见仍有分歧,但工作呈现上升势头,他认为中央不应姑息宽纵王藻文,强调要坚决遏制和肃清不良作风。可刘少奇的建议中央没有采纳,反而觉得他犯了处理问题急躁的毛病,将他调离顺直。
1928年冬,即将离开顺直的刘少奇和何玉珍冒着风雪,走之前去河北玉田进行了半个月的走访调查,刘少奇仍然遗憾当时若能搞成玉田大暴动,这燕山山脉可能就和毛泽东的井岗山一样了。他知道冀北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管制了东北三省后下一步定向将矛头对准这里。
刘少奇离开玉田后,出任中东泸东区委书记。1929年5月,王藻文、李德贵投敌叛变,新省委书记和大部分委员被捕。周恩来痛心地告诉大家这是血的教训。他建议让刘少奇直接回天津做书记。
刘少奇正在家里看郭宗鉴的来信,一个叫王明的登门拜访,自称曾和刘少奇一起赴俄学习,为刘少奇受冤枉屈尊做区委书记抱不平,挑唆他应该和那些小人做斗争,刘少奇关门非常反感,下了逐客令。
中央巡视员谢觉哉来信说满洲情况危及,满洲省委被敌人一锅端,顺直省委陷入瘫痪。刘少奇临危受命为满洲的省委书记。成为了管辖地域最大的书记,与何宝珍一起踏上了北上的火车。路上,二人从报纸上得知东北边防司令张学良在蒋介石的挑唆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
火车上,刘少奇悄悄地告诉何宝珍,张学良在蒋介石的鼓动下发动了中东路事件,他担心蒋介石会借此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把共产党置于国民与红色苏联之间,给他们扣个卖国的帽子。与此同时,在上海的李立三收到苏联急电,要求中国三日内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
刘少奇和何宝珍在奉天出站后,他胃病发作,强忍疼痛先去首兽医院,顺利与中共满洲特科书记蔡伯祥接头,刘少奇在此地改名为赵子琪,他让何宝珍立即到东北军讲武堂拜访教育处处长韩剑秋。蔡伯祥为刘少奇做检查后先安排他打吊针休息,可刘少奇刚挂上吊瓶就迫不急待地要了解满洲的情况,蔡伯祥做了详细汇报:满洲自今年七月初开始,关东司令部一方面不允许东北军经由南满铁路北运,另一方面命令几个高级参谋在哈尔滨进行侦查。刘少奇分析哈尔滨是中东铁路总局所在的地方,日本人是想进入中东趁火打劫。刘少奇输完液后在韩剑秋的帮助下,以国民党海军副官赵子琪的身份住进了奉天讲武堂。很快,他与满洲省委秘书长廖如愿顺利接头,并一一见过了刚从河南调来的张贯一、省委组织部长孟坚以及他的妻子李文玉。
另一边的蔡伯祥立即安排在讲武堂里的特科成员赵唯刚,让他以教官的身份保护刘少奇的安全。
廖如愿向刘少奇汇报,中央要求现在要集中所有力量对付中东路事件,指示在今年8月1日,全国各地都要发动由工人、农民和无产阶级组织的运动,并要求刘少奇亲自去哈尔滨指导中东路事件的反抗运动,不让他在群众中露面。刘少奇得知奉天的党团员只有几十个,便决定将张贯一调到抚顺煤矿去工作,因为张贯一曾是河南农民运动的总指控,他个子高容易被人记住,不适合留在城市工作,而煤矿工人以后会是党很好的武装骨干。中央的指导意见刘少奇决定讨论后再执行。他安排眼下最重要的事是营救前省委被捕的同志,将剩下的经费全部用在这件事情上。
晚上,刘少奇告诉何宝珍,他认为中东路事件表面的冲突在哈尔滨,但决策的核心在奉天,他想先摸清奉天的情况再做决定。何宝珍担心他这样做又会像上次一样被中央批评,刘少奇却认为不能怕犯错误而做事情畏首畏尾。
1929年8月1日,因省委组织可参与运动的人员只有49人,而且街上军警加强了防卫,刘少奇当机立断决定放弃游行示威的方式,把现有人员分成5个小组,不喊口号,不演讲,在指定地点撒完传单迅速撤离。可即便刘少奇选择了如此隐蔽的活动方式,活动中张子安还是自作主张,在大街上喊口号、撒传单被抓,刘少奇痛心疾首,劝告同志们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坏的政权,而不是在革命的过程中简单地比谁不怕死,这种无谓的牺牲只会让革命的进程缓慢,而人民受痛苦的日子延长。同时刘少奇分析了中东路事件,他认为中东路事件的核心是利益,而对付目前这种复杂的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紧紧围绕中国民众的利益进行斗争,通过经济斗争先把工作团结起来,逐步引导工人走向政治斗争。只要共产党有个基本的奋斗目标,就不会被阶段性的工作搞乱。他号召大家从今天起要扎扎实实地走到工人、农民、学生和士兵中去,了解他们的诉求,知道他们的斗争的目的和要求。
在抚顺煤矿的张贯一,利用日本矿长无偿要求工人加班、鞭打矿工的时机,组织工友们进行了持续十几天的罢工运动,拒绝加班,并要求矿方增加工钱,矿方因承受不了经济损失,全部答应了罢工要求,抚顺煤矿大罢工取得胜利。
刘少奇在奉天很快也收到了张贯一的好消息,另外监狱的十几个同志也都被安全营救出狱,刘少奇按捺不出激动的心情,在讲武堂宿舍提笔给中央写报告。突然,讲武堂刚调来的总队长高胜岳与韩剑秋推门而入,刘少奇手里的稿件已来不及收。高胜岳从未见过刘少奇,便询问他的身份,幸得刘少奇准备提前背了他掩护身份的资料,糊弄了过去。紧接着高胜岳坚持要看刘少奇手中做的课题研究,刘少奇故作镇定将手中的稿件递给了他。原来他将研究的课题放在了报告上面,没想到高胜岳看了几眼连声称赞写的不错,非要先拿去一睹为快,刘少奇正无计可施时,赵唯刚及时出现,带来了高胜岳哥哥高维岳的口信,让他过府一聚,这才给刘少奇解了围 。次日,蔡伯祥听赵唯刚汇报了这件事后,让他以后务必提高警惕,确保刘少奇安全。
在上海的李立三收到刘少奇的报告后,不满他在8月1日只搞了几十人的运动 ,周恩来却认为刘少奇领导的满洲省委是这次活动中损失最小的。李立三建议中央尽快催刘少奇去哈尔滨组织中东路反抗运动,不能再在奉天耽搁行程。
刚从监狱被营救出来的李梅五高调地穿着一身西服,来满洲省委机关找刘少奇。刘少奇安排他先到哈尔滨,进入中东路总厂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做哈尔滨市委常委,自己随后就到。刘少奇建议李梅五在进入工厂前把西装换成朴素些的衣服,以利于和工人接触,李梅五不以为然。晚上,刘少奇收拾行装准备和何宝珍明天一早动身去哈尔滨,他这时发现何宝珍有了妊娠反应,她又有孕了!
1929年8月22日,就在刘少奇、何宝珍刚动身准备前往哈尔滨时,满洲省委的组织部长孟坚来请示奉天纺纱厂的罢工运动。奉天党支部准备组织三千多人的大罢工,要求支付工人现洋工钱,刘少奇考虑到纺纱厂是奉先最大的厂子,如果能成功组织,会对满洲的工人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决定先去纺纱厂见党支部的同志后再去哈尔滨,让何宝珍先去车站等。
刘少奇随孟坚来到工厂大门口小树林里等候,但下工的汽笛响起,厂门却迟迟未打开。刘少奇意识到情况不对,立即命令孟坚撤离,但二人还是被抓进了厂警卫室。原来是支部的同志常宝玉熬不住毒打,出卖了组织。
被逮捕的刘少奇声称自己叫成秉真,之前是学医的,来这里做工,并不认识孟坚和常宝玉,纺织厂警卫处查看了他的手掌没有老茧,认定刘少奇是共产党,对他严刑拷打。
得知刘少奇被捕的消息,蔡伯祥告诉赵唯刚,目前纺织厂并不知道刘少奇的真实身份,他们只能暗中营救,不能强行拦截,否则会弄巧成拙,立即通知警察系统的秘密关系,了解情况,做好准备,并通知所有特科同志参加营救,省委方面也开始找各种组织关系营救刘少奇。晚上,孟坚的妻子李文玉带着何宝珍,找到在纺纱厂做厂警的旺祥,李文玉以帮何宝珍找工作为名,打听到了厂里警卫处白天抓的人一个叫成秉真,一个叫孟坚。
蔡伯祥分析,常宝玉还不知道刘少奇的真实身份。纺纱厂审问不出结果,次日就将他们三人送到了商埠里三分局。何宝珍通知廖如愿尽快找三分局里的同志,马上行动。
第二天,通过多方疏通,局长亲自来牢房审问纺纱厂破获的共党案件,他下令将被抓三人严刑拷打,并要求纺纱厂出具共党案的手续。警卫处长找厂长要手续时,被厂长一通臭骂,指责他说厂里正在签合同卖货,他闹一出共党案,客户会怀疑他们的生产能力。厂长指示让警察局审案,厂里不出公文。
刘少奇不畏严刑,一口咬定自己是来打工的,孟坚也不招供。蔡伯祥告诉何宝珍,三分局只是预审的地方,只要他们熬过这一段,很快就会向法院转押,他们已经向法院方面做了安排。但转押后最好有人和他们保持联系,何宝珍决定承担这个任务。
很快,刘少奇三人由于没有证据,被转押到法院。刘少奇在放风时悄悄告诉孟坚,他已观察到这里转押的都是刑事犯,他们没被做为政治犯关押就是外面做的工作,常宝玉很可能只说了闹工潮,没说出整个组织,他安排孟坚抓紧时间做工作让常宝玉翻供。
何宝珍托关系来牢里给刘少奇送棉被,她看到爱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忍不住泪流满面,刘少奇让宝珍转告“家里人”,自己没事。另一边的孟坚找到机会吓唬常宝玉说,承认闹工潮至少要判十几年的徒刑,他承认的越多判得越重,常宝玉终于动摇了。
蔡伯祥告诉何宝珍,法庭明天开,法官是刚留学回来的年轻人,没有政治倾向,案件他们已安排做了简单处理,只要常宝玉翻供,应该没有问题。法庭上,法官指控常宝玉是首犯,是他领头带着大家闹工潮,让他指认刘少奇和孟坚谁是他的同谋,常宝玉当场翻供,说哪个都不认识,年轻的法官气得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地宣布休庭。
1929年9月中旬,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积极营救下,刘少奇工潮案因证据不足,刘少奇和孟坚取保释放,党宝玉被罚40天拘役。谨慎的刘少奇出狱后没直接回省委机关,而是先去山货店观察是否有人暗中监视。
刘少奇出狱后来到饶漱石的山货店,让他转告何宝珍自己过两天准备独自去哈尔滨,她有孕在身行动不便,就留在奉天照顾好自己。
在上海中央领导人李立三的催促下,刘少奇伤未痊愈便赶赴哈尔滨。他到达后,立即召集哈尔滨的同志们开会,讨论中东路事件的情况。大家向他汇报:自军阀政府接管中东路,一面以大量白俄替代苏联职工,一面全方位缩减中苏共管期间中国工人的福利待遇,如延长工时、降低工资等,还在厂区和生活区设立了大量稽查进行监视。工人们的反抗情绪非常强烈,李梅五反对开展罢工这种过激行动,只提倡代工友向厂方提出合理要求,孟坚坚决反对这种软弱的行动方式,建议迅速动员工人进行大罢工。刘少奇请李梅五的妻子郭隆真发表意见,郭隆真认为工友们已经用消极怠工的方式开展斗争了,还喊出了坚决拥护红毛子反对白毛子的口号,刘少奇认为这个口号极好,拥护红毛子就是拥护苏联,他号召大家抓住这样的机遇,有组织地顺应工友选择的方式,逐步扩大、引导工友,由经济斗争走向更高阶段斗争,直到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大家一致认同刘少奇这种循序渐进的工作思路。1929年冬,上海的党中央接到汇报,中东路工人两次迫使资方收回缩减工资的成命,在他们的带动下,工运、学运都非常活跃。刘少奇请示挑选二十人骨干到上海进行政治军事训练。
刘少奇在奉天首兽医院,通过赵唯刚了解到日本特务队的头目安排二百人骨干分散在各个机关,并打算扩展到三千人。刘少奇指示共产党打进去的人至少要扩展到二十人。他之后与刚从哈尔滨叫到奉天的赵尚志接头,赵尚志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刘少奇安排他到上海接受军事训练,并推荐甄别其他人选,确定后立即动身。而此时上海的李立三非常不满刘少奇迟迟不执行中央下达的政治大罢工指示,他认为刘少奇犯了尾巴主义倾向,下达指示让刘少奇立即举行有声势的政治运动。
1929年9-11月,苏联进攻东北军,东北军战败,12月22日,中东路事件以两国签订了《伯力协定》为最终结点,路局的苏方厂长原本主张裁减从苏方叛逃的白俄学徒,但中东路工业维持会会长肖世平却抓住了苏联职工复工的机会,专门裁减中国工人,故意煽动工人对抗苏联人的情绪。为夺回主动权,扭转被动局面,
刘少奇让李梅五组织工人利用苏方局长也当过工人的同理心,向苏方局长请愿,揭露工业维持会的阴谋,要求收回栽人令。同时利用社会上出现的连锁反应,动员各行业工友,组织失业工友声援会,把所有失业的工人都团结起来。另一边维持会副会长韩学增建议会长肖世平再下道裁工令,把消极怠工的和煽动工运的人员都裁了。最终一切如刘少奇预想的那样,绝大部分工人获准复工。而肖世平却接到了官厅指示,让他马上把事情压下去,狡猾的韩学增又生一计。
李梅五建议刘少奇把失业团解散了,刘少奇批评他工人斗争最终目的是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李梅五却认为建立工会完全可以通过给苏方递交申请的方式实现,不必拼得你死我活,刘少奇提醒他,他们要的工会不是一纸公文,而是实实在在能为工人做实事的工会组织。
李立三在上海召开党组织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向本地区的中心城市发动暴动,之后会攻南京、武汉,他特别批评了满洲省委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出这是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右倾表现,刘少奇接到中央指令后心里不是滋味,立即安排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中央的批评和指示。大家没想到他们只是因势利导把罢工变成复工,中央竟给戴了这么大的帽子。
另一边的李梅五在韩学增的蛊惑下,准备带着各自能掌握的工人,搞一次工业维持会的大改选,让他们做正副会长,而且还叫了新闻记者。正在开会的刘少奇得知这个消息,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安排李隆真通知工会委员会的同志们当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会上,刘少奇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告之了大家事情经过,决定立即以失业团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第一,失业团不是工业维持会办的;第二,李梅五参加工业维持会的选举不代表任何工人组织;第三,否定李梅五等人的代表资格。刘少奇提议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工人自己的工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