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金银不用铜钱，大理国为什么独独钟爱海边的小贝壳

话说《天龙八部》第三章之中，段誉被初次见面的木婉清折辱一番之后狼狈不堪，经过一座铁索桥重渡澜沧江之后，走了二十多里来到一处小市镇上。

金庸先生写道：

他怀中所携银两早在跌入深谷时在峭壁间失去。自顾全身衣衫破烂不堪，肚中又十分饥饿，想起帽子上所镶的一块碧玉是贵重之物，于是扯了下来，拿到镇上唯一的一家米店去求售。米店本不是售玉之所，但这镇上只有这家米店较大，那店主见他气概轩昂，倒也不敢小觑了，却不识得宝玉的珍贵，只肯出二两银子相购。段誉也不理会，取了二两银子，想去买套衣巾，小镇上并无沽衣之肆，于是到饭铺中去买饭吃。

金老大才如海，但总会有这么一些细节有误，当时的中原地区用的货币不是银两，而大理国所在的云南一带用的更不是银两。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生日说说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的主要货币是海贝。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

（南诏）以缯帛及贝交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

这是大理为中心的地区以海贝为货币的最早记录。

大理国时期，根据宋政和年间（相当于段誉在位时期）的《证类本草》卷廿三记载：

贝子，云南极多，用为钱货交易。

之后的元朝，中央政府允许云南缴纳赋税，“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20索。”明朝建立后，贝币与白银同时在大理流通。永乐元年（1403年），明朝中央政府赐予居住于大理的汝南王朱有勋“钞2万锭，海贝10万索”作为一年的俸禄。

1976年，在维修大理崇圣寺（就是《天龙八部》中的天龙寺）千寻塔时，在塔顶基座处发现海贝约38000枚，重达十余公斤。这是云南地区发现贝币最多的一次，也是大理国使用贝币的铁证。

而至今白族语言中，钱还叫做”贝八“，这是语言遗存上的一个证据。

大理国为什么会使用海贝作为货币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云南地区金银铜的矿藏和开采量一直不低，在野史中，大理国开国之主段思平甚至获得了南诏六大宝库中的金银宝库，不使用贵金属而使用海贝作为货币，实在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特别是云南并不濒海，靠海吃海也无从说起。

从海贝的源头考察，或许是一个有益的思路。

据学者研究，大理流通的海贝，主要来自于印度、菲律宾以及台湾、海南岛、西沙群岛等印度洋、西太平洋暖水区域。

历史上，古代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南亚乃至西亚的许多国家都曾经使用海贝为货币，其中以古代天竺（包括今印度和孟加拉）、古代骠国和蒲甘（今缅甸）、古代暹罗（今泰国）、古代吕宋（今菲律宾）的使用尤为普遍。

大理国所在的这一地区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和必经之地，又是五百多年间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同周边各国的频繁的交往中，海贝是一种被各贸易参与方共同认可的货币形式，大理国物产富饶，海贝也自然大量流入。

另一方面，大理使用贝币有其深刻的经济学内涵。

其实中原地区自夏商之际至秦统一中国，海贝作为货币也被使用达1300余年，“至秦废贝行钱”，海贝才退出货币舞台。

（用金、铜材质制作的贝币，作为对历史的一种致敬）

但在圆形方孔钱等铸币文明进步的同时，铸币本身带来了铸币税——铸币税是指货币铸造成本低于其面值而产生的差额，因为铸币权通常只有统治者拥有，所以铸币税也是一种特殊而独占的税收收入，是政府的一个较为隐蔽又十分重要的收入来源，在另一个角度，自然是对民众财富的一种转移。

南诏、大理因为僻处边陲，货币形式较为”原始“的同时，反而因祸得福，使得铸币税被降到最低，海贝本身成了一种较为理想的货币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民生福祉。

《天龙八部》第八章写道：

到得傍晚，保定帝换了便装，独自出宫。他将大帽压住眉檐，遮住面目。一路上只见众百姓拍手讴歌，青年男女，载歌载舞。当时中原人士视大理国为蛮夷之地，礼仪与中土大不相同，大街上青年男女携手同行，调情嬉笑，旁若无人，谁也不以为怪。保定帝心下暗祝：“但愿我大理众百姓世世代代，皆能如此欢乐。”

这虽是小说家言，但颇切合大理实情，而其中，使用海贝作为货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明朝开始，随着云南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统辖，海贝兑换白银的比值不断下降。

史料记载，元朝末年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大理地区一两银子合贝三十三索；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升至一百七十索；至天启年间（1621—1627年），涨至二百二十四索。另外，加上海贝“既不胜荷挈，而又易于破坏”（《滇略》），海贝终于退出了货币行列。

如果加上明朝白银总量不断增加（美洲白银进入中国）和海贝总量不断减少（海禁对云南的间接影响）的因素，海贝不断贬值的过程必然是有吏治国家强力参与的色彩。

明代白银问题可参见白银三部曲之黑洞吞噬：美欧财货入明清

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就不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