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章为什么是圆的

日本与韩国的印玺

1927年国民政府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后，将旧有的玺印截角销毁，并着手制作五方新国玺，其设计尺寸均大于袁世凯时期的旧玺。但由于没有合适玉料，只制作了两方国玺，分别是用从缅甸购买的青玉制作的“中华民国之玺”，以及用新疆主席金树仁进献的和田羊脂玉制作的“荣典之玺”。

前者用于钤印国书、批准书、接受书、全权证书、领事证书等官方文件；后者为颁发勋章、勋位专用。至于其他三方玉玺，至今没有找到制作记录。1940年汪伪政府也用铜铸造过一方“中华民国之玺”。

中华民国之玺（现藏台湾）

东亚国家传统上视印玺为权力的象征。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对公印的管理非常严格。民国时期所有的官府印信都由南京的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制作颁发，旧印则要截去一角后封固，上交给印铸局统一销毁。明清时期也有类似规定，制作和销毁官印的衙门为礼部铸印局。

明朝颁给朝鲜、琉球、安南的印信，在清朝时都被销毁了，由清朝礼部另行颁发满汉文合璧的新印信。近代日本吞并琉球和朝鲜后，也销毁了清朝颁赠给两国的金质“朝鲜国王之印”和银镀金“琉球国王之印”；清朝颁发给越南的“安南国王之印”则在20世纪初被法属印度支那当局销毁。

在日本和韩国，公私印章至今仍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因此必须妥善保管。日韩两国用于钤印重要文件的名章需要在专门的政府机构登记，然后颁发“印鉴证明书”，称为实印（日本）或印鉴（韩国）；没有登记的人名章被称为“认印”或“图章”，只能用于非正式场合。至于两国的国印——大日本国玺和大韩民国国玺，也是传统的正方形印玺。

日本国玺

韩国现在使用的国玺已是第五代，第一代韩国国玺为玉篆龙钮，玺文为汉字“大韩民国之玺”，1962年朴正熙“军事革命”后下落不明。第二代韩国国玺为银铸龟钮，使用至1998年。第三代韩国国玺为凤钮，2008年因发现裂缝而被弃用。第四代国玺是在2007年铸造的，因铸造工匠贪污黄金的丑闻而弃用，随后在2011年铸造了新国玺，重3.38公斤（用金2.6公斤）。

韩国国玺

旧式公文在盖印时，要把印的上边盖在年份（比如“咸丰六年”、“光绪十五年”、“民国廿三年”等）的第一个数字上，或者将印的下边压盖在月份上，这叫做“齐年盖月”。明清皇帝御玺动辄重达数公斤，“中华民国之玺”也重达3.2公斤。由于尺寸和重量过大，因此在钤印时通常采用“倒盖印”的方法：将玉玺倒过来固定好，刷上印泥（平时用朱红，国丧时用蓝色），然后把公文正面向下盖在印玺上，用小象牙尺刷印。明清时期宫中使用玉玺之后，要用蜂蜜、熟艾、白芨、皂荚熬制药水，在皇极门（太和门）“洗宝”，以免朱砂印泥日久渗入玉中。

1949年以前中国普遍使用方形公章，例外情况一是圆形的邮政印章（邮戳），一是中国海关日戳。后者是盖在海关单据上用的。这种日戳为双线圆形，上为“中国海关”英文，中间是年月日，下面是地名。民国时期，海关总署以及北京、汉口、镇江、大沽、牛庄等地的海关日戳一共有三十余种。

另外，古代中国还有一种与今天的个人签名类似、具备法律效力的签字方式，叫做花押。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写道：“古人押字谓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如韦陟五云体是也”。至于周密所说的这个“古”究竟有多古，宋朝有人考证到了北齐、南梁，还有人推到了战国的田婴。

花押在宋朝得到广泛应用，出现在纸币和公用器物上，宋徽宗的画作上也有一个类似于拉长了的“天”字的花押，意思是“天下一人”。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前的花押是“广”字里面一个阿拉伯数字“5”的图案，底下加上一横；宋太宗即位前的花押是“仁”字上面加一横，宋哲宗花押是上立下巾，宋宁宗的花押是“可”字去掉最后一笔的竖提。

明朝崇祯帝朱由检的花押类似“由检”二字。恭亲王溥伟之子毓嶦回忆说，伪满时期溥仪每次派人去关内天津的银行取存款、字画，也都要在凭据上签上自己的花押。1840年中英《南京条约》是一份很有意思的样本，在其末页既可以看到西式的火漆印章和签名，又可以看到清朝的满文关防和骑缝章，还有中方签约大臣耆英、伊里布等人的花押。

《南京条约》中既有东西方的印章，也有西方的签名和东方的花押

由方变圆

目前收藏于国家博物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应当可以算作中国最早的圆形官印。这枚印章从1931年使用至1937年，用从苏区征收的白银铸造，印钮为木柄，印章的上下呈弧形排列着隶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两行字，字的两端各有一枚五角星。印章中间是地球和镰刀锤子图案，两旁环绕着麦穗，上方有一颗五角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印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枚印章属于典型的西方式印章，与同时期苏联及共产国际所使用的公文印章相似。它与传统中国印章最大的区别是将图徽符号加入印章，打破了以往中国印章只有文字而无图徽符号的结构，为追求对称以及必须将镰刀锤子图案置于中央，只能选择圆形。这也是西方国家印章多为圆形的原因。

不过，我们很容易在网上看到文物鉴定或拍卖机构展示的各种更早的圆形公章，这些“中华民国”各类公章时间跨度涵盖1912年至1949年。若推敲细节则不难发现，它们几乎都用的是电脑出现后才有的字体，并且机构名称还使用了1957年后才出现的现代汉语拼音，因此基本可以判定为伪造。

网上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财政部动款令”